原子弹的能量来自核裂变。在铀 -235 的裂变反应中，一个中子击打在它的原子核上，把这个大原子核分裂成两个较小的原子核和两个新的中子，仅仅一个铀 -235 原子核的裂变就能产生 2 亿电子伏的能量——相比之下，单位分子的TNT炸药爆炸的化学能只有几个电子伏。

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是氢弹。与原子弹的核裂变不同，氢弹依赖的核反应是核聚变：氢原子的两种同位素（氘和氚）在高温高压下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氦原子和一个中子，并释放更高效率的能量。史上最大的氢弹实验是苏联在1961年完成的，它的当量达到了5000万吨，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000倍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炸弹总量的10倍。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核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摧毁了半径2000米内所有木质结构的建筑物，中心温度超过3000℃，把房屋砖瓦都气化了。据日本方面统计，7万名广岛人立即死于这次核爆，如果算上后来因为核辐射而死的人数，因这颗原子弹爆炸而死亡的总人数达到了20多万。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原子弹并非日本投降主因

日本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国立公园内海拔306米的三根山顶，有一个为被东京审判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修建的“殉国七士墓”。碑文起首即是日本对战败原因的总结：“由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苏联背弃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物资不足等原因，日本不可能不败……”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美国战略轰炸评估委员会在战后报告中说：“根据战后对当时局势和日本国民经济状况的完整调查，在1945年12月31日前，甚至是在11月1日登陆日本本土的‘奥林匹克’登陆行动计划发动前，日本一定会选择无条件投降，即使没有投下原子弹，或者苏军没有出兵东北。因为日本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

二战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若假定日本的命运是由原子弹来决定的，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它的失败早已成为定局。那是压倒性的海权所造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与盟国协同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可以认为，原子弹是压垮日本的“最后一根稻草”。

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49年1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首次访问。在这期间，苏联方面专门为他放映了一部电影，那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录影片，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面对美国不断挥舞的核大棒，毛泽东清楚，美国人之所以敢如此威胁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手里没有那枚“小小的东西”——原子弹。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下定决心，新中国一定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他想起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曾托人捎来的那句话：“你们要反对原子能呢，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

毛泽东坚定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0年5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此后，大批怀有报国理想的科学家从海外陆续回国，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始起步。

1956年，毛泽东还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其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列为第一重点任务，以此带动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

对于新中国即将起步的原子能事业，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这样说的：“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

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虽然毛泽东很早就下定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心，然而，研制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浩大的尖端工程，以当年中国的科学和工业水平，几乎和登天一样难。

1954年国庆，毛泽东曾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当翻译把毛泽东这番话译过去时，赫鲁晓夫一愣，本能地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困难，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如果现在中国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国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都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

向困难低头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他还是说服了赫鲁晓夫。苏联同意在中国将来的原子能研究中给予一些基本的帮助。同时，毛泽东还鼓励中国的科学家说，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并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子能研制方针。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迅速开展起来。

从1958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组织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研究者从天南海北会集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那片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草原，开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际研发工作。

然而，就在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风波使研究工作遭遇了空前的困难。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苏联与美国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有关原子弹研制的一切技术资料。10月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有人曾经记载了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的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原子弹生产，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有关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的。

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

就在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新中国却遭遇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此时，对于原子弹是继续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花钱太多，会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因而主张暂时下马，等国民经济好转后再上。而主张原子弹继续上马的则以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元帅为代表。据说陈毅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

在研制原子弹这项异常复杂浩大的工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部门甚至举国协同。仅是提取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其整个工艺流程就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经过数万人的劳动。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要大力协同”的批示，在当时经济上、技术上举步维艰的中国，仅仅要制造出武器级的铀－235都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这个批示，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26个相关部委，900多家工厂、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了原子弹研制紧密协调，通力合作。

在全国上下协同配合下，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人迹罕至的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滩上传出了一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地平线上升腾而起、喷射出耀眼光芒的蘑菇云让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时刻。

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实力。法国《民族报》曾这样报道说：“中国的原子弹把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它作为一个大国登上国际舞台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在1964年10月21日西德出版的《明镜》周刊上，有文章则认为：“中国的核爆炸……从长期来看，将改变世界力量对比。”

随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做出了“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广大科研工作者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鼓舞下，奋力拼搏，于1967年6月17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科技事业全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尖端科技跨越发展的年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当年的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不硬。”有史家评论，“两弹一星”挺起的不只是一个外交部长的脊梁，更是一个世界大国的脊梁。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时，深刻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科学家在回望我们民族和国家获得这种能力的过程、欣慰这种兴旺发达的标志时，耳边始终回荡着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今天，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

（来源：党史博览等）